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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军楼的历史声响
发布时间:2017-10-12  

商南富水古称汉王城、阳城驿,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千年的沃土风物即便历经沧海桑田,仍然余韵芳香,深邃而沉重的历史声响在这茶马古道上不息不朽。

众所周知,武关道是在战国时期秦楚相互攻伐又友好结盟的关系中开辟出来的,它利用秦岭北侧的坝水河谷和秦岭南侧的丹水河谷连接而成。武关道位于潼关道南侧,是长安东出仅次于潼关、函谷道的一条重要通道。汉王城或阳城驿就处于武关道东部,与宛城西部豫边山地交错混搭。

《商南县志》记载:秦二世二年(前208年),汉高祖刘邦同霸王项羽争进关中,欲夺天下,刘邦纳张良计,挥兵进驻富水,并在此筑城扎寨,养精蓄锐,因而富水曾称汉王城。高祖初入富水时,登上富水西边分水岭的北岭望军,后人在此山顶建楼,名望军楼。之后,此条山沟就名望军楼沟。

富水西边的茶房岭也叫土地岭,是与西侧十里铺的分水岭,山岭东西两侧陡坡连续,上下各有十余里,曲折盘迂,道路坎坷不平,冰雪天雪封路面,雨汛期泥泞不堪,行人跌跤,马仰车翻事故常见,东来西往的人马来到茶房岭后都人困马乏,汗流浃背,均要在茶房岭喘气歇息。若两军交战,首先占据茶房岭者,就获得应对敌手的主动权,因此沛公在此设置城防,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可见茶房岭位置之险要。

据史料判断:沛公率领的这支农民起义军,当时驻军富水攻打武关时,身边有萧何、樊哙、周勃、张良、陈平、陆贾、曹参、灌婴、夏侯婴、吕雉、吕泽、郦食其、审食其、刘盈等人,将领谋士和其亲属都在其中,军士车马不足五万。所谓望军,就是军队最高首领带人到战地最前沿观望侦察军事地形和敌人活动情况,知彼知己,就地召开军事会议,商定拿出最佳作战方案。

富水山地面积方圆有八十余里,茶房岭周边山地面积方圆有二十余里。沛公带人望军,不可能只到茶房岭北部的主峰,在茶房岭四周的山坡地带都可能到达。茶房岭原始森林密布,古木参天,乔木和灌木混杂,荆棘藤萝遮天蔽日,在山峰顶部树林密布的之地,枝叶障目,人无法看到很远的地方,因此人们在山峰顶部伐木累石,修造楼台,借梯登高,瞭望四周翠玉般的沧浪群山。

沛公这时的兵马虽然不足五万,但是这些人马要搭灶做饭,支帐休息,挥戈操练,厉兵秣马,整顿军纪,拉弓狩猎,修补兵器,守卫军需物资辎重和通道,因此,相应设立的军队营垒辅助设施,亭台楼阁等便散立各处山头。

汉王善用人才,善于采纳张良、萧何、陈平等人的建议,经过在茶房岭与部将密谋破武关,入潼关,捉秦王,约法三章,在汉中拜韩信为大将,掌控曹参、樊哙、周勃、王陵、黥布和彭越等将领,经过楚汉战争,最终平定天下,创立西汉王朝,在华夏史册上留下成功的帝王绩业。

众所周知,武关道唐代官方称商山路,民间称“名利路”,中原名士至京都谋取功名富贵,长安仕宦遨游江南,或官贬江南、岭南,多由此道而行。张九龄四经此道,留下《商洛山行怀古》等墨宝。白居易"七年三往复",元稹七度武关城,韩愈贬官潮州及后返长安,以及杜牧、李涉等均曾走过商山路。因此有诗云:名利商山路,昼夜车马喧;往来悲欢事,驿路记超凡。

商山路是唐朝的重要国道,关中至中原必经之捷径,唐德宗时曾明令规定:"从上都至汴州为大驿路,上都至荆襄为次驿路"。此路因人马流量大,山道不宽,驿马有时无法满足需求。颜真卿贬官峡州,在《荆州谢上表》中说:"小道使多,驿马先少"。加之大部分路段沿丹水北侧行走,夏秋汛期山洪经常冲毁道路,曾多次大型修治。唐德宗贞元七年(公元 791年)八月,征发工役十余万,加宽旧道,于阻水涧处,别开偏路,以避水潦。“修桥道,起官舍”,“人不留滞,行者为便”。为了加强商山路的管理,使其起到“传军国急报,达官司文书”的作用,朝廷投放巨资,在此道上增设18个驿站,自长安都亭驿东南行经五松驿、蓝田驿、青泥驿、韩公驿、兰桥驿、兰溪驿、北川驿、安山驿、仙娥驿至商州;四浩驿、洛源驿、棣花驿至丹凤;东去经桃花驿、武关驿、青云驿、层峰驿至商南;再东去至阳城驿。

当时,阳城驿的驿名,正好与唐德宗时的名臣阳城姓名相同。史载,阳城为官廉洁,爱护百姓,声誉颇佳。阳城任谏议大夫时,宰相陆贽为用人、节财等事屡谏言,为裴延龄所谮。德宗于贞元十年(公元 794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错罢贤相陆贽,任用了权臣裴延龄。阳城"闻而起曰:“不可令天子使用奸臣,杀无罪人。”他刚直不阿,犯颜直谏上书"延龄奸佞,赞等无罪。"上大怒,欲加城罪,经太子营救,才于贞元十一年(公元 795年)七月初一"贬国子司业",贞元十四年(公元 798年)九月二十三日又降为道州刺史。阳城虽遭贬而终不后悔。

驿名与人名巧合,围绕驿之改名,在唐代几位诗人中曾出现一段趣话。有人说他敬重阳公,不忍直呼驿馆之名而冒犯了贤者的姓名,建议改个避讳阳城的名字。如中唐诗人元稹,因与宦官和官僚斗争遭受打击,唐元和五年(公元 810年)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他行经商山阳城驿,伫立馆前,闻名思人,感慨落泪,写了首《阳城驿》长诗,曰:“商有阳城驿,名同阳道州。阳公没已久,感我泪交流。”他首议主张阳城驿应改称谓:“我愿避公讳,名为避贤邮。”

元稹把这首诗寄给白居易,白看后非常感动,立即写了《和阳城驿》,除完全同意“改名避贤驿,大署于门楣”,还认为元的诗写了阳公的行、迹、道、节,一一皆实录,事事无了遗。“若作阳公传,欲今后世知”,应该上《全录元稹诗》。元稹提出改名,虽有白居易全力支持,但十多年里阳城驿仍未更名。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 822年)白居易赴杭州为刺史,经此处有《宿阳城驿对月》一诗可以为证。

也有人说阳城驿之名应该保留下来,用以纪念贤者,同时警戒那些做官为宦的人,使他们看到这个名字,便能想起阳城的为人,敬而畏之。如晚唐诗人杜牧于唐开成四年(公元 839年)由浔阳赴长安路过此地时,阳城驿已改为富水驿了。杜牧在《商山富水驿》诗中赞颂阳城的刚直有节:“邪佞每思当面唾,清贫常欠一怀钱。”他认为:“驿名不合轻移改,留警朝天者惕然”。

围绕着阳城驿的名称改与不改的论争,看似观点对立,实际上诗人们的良苦用心都是相同的,皆表达了对阳城的敬重仰慕,对奸佞的鞭挞憎恶,都是借题而抒情。宋代诗人王禹偁在淳化二年(公元 99l年)九月谪任商州团练副史时,曾写有一首《不见阳城驿》的长诗,诗中指出:元杜两人“一以讳事神,名呼不忍为;一以名惊众,名在教可施。为善虽不同,同归化之基。”这应该说是对诗人们关于阳城驿改与不改名的心曲最恰当的总结或阐释。

当前,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和“中国梦”大手笔的扩展,悠久古老的商山路必将快速融入古丝绸之路的开发,以自古以来连通关中和中原、桑麻盛产地的资源和地域优势,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一颗璀璨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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